第二是在公域和私域的界定上，法理学要继续引领这个社会做出相对清晰的界定。

依循这一规律，话语权的功能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在国内方面，它表现为话语体系的引领力、主导力，亦即引领思想理论、公共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能力。当今世界，西方有影响的法学体系特别是其中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都是历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淀而形成的。

我们可能不同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但我们没有提出同样有影响力的理论。例如，注重法律的人文精神，强调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社会和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关键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例如，我们反对西方把自己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作为普世价值强加于人，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而否认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

青年长江学者、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获得者等。但是必须看到，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并不是国家综合实力唯一的决定力量，实力与话语权并不是当然的对应关系。牟宗三对中西文化中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分殊对中国与西方进行了对比。

梁簌溟通过私德与公德的对比来揭示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梁簌溟认为，对于社会的道德，就是公德，……这人对那人的道德，就是私德。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从一本关于冯玉祥的书中获得灵感提出了自我主义下建立国家的坐寇理论。在现代性之后建立道德政治，我们可以在黑格尔国家理论的三个阶段基础上加上第四个阶段，即一个普遍性的、德性的政党。在这一现实面前，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光靠觉悟不够，必须有刚性约束。

党导民主的核心是一个代表公意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立党的基本原则是为公，而非为了党派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过去成功领导、现在正在领导和将来继续领导。

然而，实际上，这部分党规仅仅由中国共产党党内制定和通过，例如《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就是这样的党规。国体，即国家的本质，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具体的说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划分。社会共容论与差序法治 社会的进步主要依赖于人和制度，同样的人不同的制度将会不同，不同的人相同的制度也会不同，制度确实可以改变国民性，但改变是有限的，有效的制度建构应该建立在国民性基础上并且改善国民性。党导民主制承认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但它并不是去强化这种多元性，而是使多元性利益融合为国家的整体利益。

备受法学界诟病的双规(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的简称)就是中国共产党适用内部规则对其成员实施惩戒的司法外拘留行为，被双规的官员失去人身自由。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自我主义下的国家治理不同于个人主义下的国家治理。有道德的人是能够放弃眼前利益而追求长远利益的人，有道德的政党也是如此。

（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从法理上来看，党导国模式下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有两类，一类是针对党员和党组织，属于党内法规，在党内具有强制约束力，毫无疑问是党法。

大一统制度的建立根源于中国人的自我主义和差序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一条），确立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由于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武装力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某一集团认为自身的利益与社会繁荣密切相关，在寻求自身利益和社会收入再分配时就会比较节制，甚至愿意作出牺牲来支持有利于全社会的政策与行动，这种做法就是在追求共容利益，共容性组织有动力使它们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者胜也，克己就是一个人能够克制自己，战胜自己，不为外物所诱，而不可以任性，为所欲为。然而，现实中的老百姓是利益多元的，难免是为众意而投票，所以党争民主制将公意切割为了众意，所选出的政党权力仅仅来自于部分老百姓，政府只能对部分老百姓负责，不管这部分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坐寇为了来年继续抢劫必须保证被抢人民的安全和继续生产，所以坐寇让渡了部分利益给被统治者。我国不是一般的代议制民主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

党争民主制的迷惑性在于，人们以为通过竞选产生的政府权力来自于全体老百姓，政府对全体老百姓负责。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在自我主义之下，一个人反对皇帝并非为了共和而是自己想做皇帝，反对独裁并非为了民主而是自己想独裁，反对贪腐仅仅是因为自己没有贪腐的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因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决定了中国的国体是党导国体制。

梁漱溟与牟宗三关于中国传统人格和社会组织模式的讨论，同费孝通提出并阐释的差序格局有着本质的一致性。立宪党导制的精髓就是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一党领导，通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方式将党的领导和人民主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将部分权力授予中国共产党在党章和党内法规中自行决定，从而形成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模式。

政体就是国家统治阶级以何种形式组织政权，就是政权的组织形式。后来有一些匪帮学聪明了，每到一处都只抢一部分，留一部分给被抢的人民生活和继续生产以便来年继续抢。可以说，中国形成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政治差序格局，核心圈是党中央，准核心圈是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构成中间圈，一般群众则构成广阔的外围。中国法学界普遍按照西方代议制国家的标准否定党规的法律性，漠视党规的实然效力，实际上是掩耳盗铃。

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中所有人都拥有美德、都能实现自由的，是全世界的、道德的、真正普遍性的。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

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巨大进步，然而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仍然是两个体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清楚。强化个人的利益会导致社会分裂，造成社会极端化，社会如同一盆散沙。

摘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规能否对党员及其党组织的规范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关系到党员的德能和党组织的凝聚力，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对全国人民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二元宪治体制是典型的差序宪治模式，差序宪治是一种双层的法治结构，法治的统一性要求党导法规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统一起来。

无论是道德要求还是法律要求，现在的党规，针对普通党员、党员干部、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高级领导干部的约束是不同的，可以看出一个人身份的增多与规则约束增多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党规与国法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党大还是法大问题的核心。正如苏亦工教授所言，仁以人类自然之情感爱，即同情心之扩张为基点，由近及远，由私而公，终至于物我同怀、天人合照、万类并育。自我主义下的现代国家治理理论是社会共容论，民主模式是党导民主制，治理模式是差序法治。

《中国共产党章程》序言中明确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八二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四节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理解为共同富裕，在现代社会主义阶段是共同自由。

共产党是德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治理模式类似于古代帝王的治理，不同于古代帝王的有两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而非个人，中国共产党是克己奉公和克己崇德，而非克己复礼。实际上，现代国家的税收就类似于坐寇的抢劫，税率决定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分配的格局。

党规中的党法具有普遍强制力，具有实然法律效力，在全国范围内生效，但只对党员和党组织适用。当然中国历史也并不完全在统一的状态下，但就中国历史讲，政治一统是常态，多统是变态。